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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故事忘了是谁告诉我的,酒桌闲扯,很多话原本无主。
话说,一位老先生,其名甚响,不过这故事与他名姓无关,姑且称之为某先生。某日,某先生访友,该先生平生不爱钱不好色,唯独爱书,访友为的也是访书。主人多的正是书,环滁皆山也四面书柜,某先生一柜一柜看过去,忽蹬梯忽俯地,直把人家作自家,差不多忘了还有主人在。
忽然,哗啷啷一声脆响,正所谓银瓶乍裂水浆迸,某先生差点从梯子上掉下来,定睛看时,碎了一地的是一把紫砂壶,想是方才抽书忘情,将书柜里摆着的一把壶拂落下去。
这时,该先生才想起主人,抬起眼,只见主人微笑:
“先生欠了我一把壶,日后要拿一瓶好酒来还。”
宾主相视一笑。主人顾自取了笤帚簸箕扫去碎片,先生顾自看书。
那一日,宾主尽欢。临去时,漫天大雪。
如此而已。
此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,1991或1992或1993年。书房主人年近四十,在大学里教授已是正的,啸傲江湖、踏花蹄香,抬望眼便是千里万里的锦绣,一把壶岂足挂怀。
转眼又是数年,某日,教授闲翻杂志,见一篇文章谈的是制壶名家顾景舟,也是一时无聊,信马由缰往下看,看着看着,教授坐不住了。
忽想起,那把壶,原是有题款的,正是顾景舟制。
站起来,几步冲到书柜前,书柜在书也在,壶自是不在了。教授想了想,拿起电话,拨通了,劈头就问:那壶是怎么回事?
这是越洋电话,打给他父亲。教授的父亲也是教授,老教授正随着老太太在美国的大儿子家住着。多少年后,老爷子归天,众弟子发一声喊,一拥而上,把老爷子抬成了文化泰斗,回忆文章连篇累牍,老爷子被描得白衣胜雪,活活就是最后一位民国大师;其实,老爷子的大学只在民国上了一年,剩下的全在新中国。退休后一屋子书留给了小儿子,住到美国去,主要爱好就是推个小车在社区里转悠,把邻居扔出来的沙发电视什么的搬回家,收拾得干干净净,先是藏于车库,渐渐竟登堂入室。大儿子力陈中美文化之差异,苦求老爹入乡随俗,由着美国人败家去,老爷子只作没听见。
话说那日,小儿子半年不来电,夜半三更冷不丁电一下,不问苍生问鬼神不问爹娘问茶壶,老爷子半天没醒过神来,胡天胡地想不起这一壶是哪一壶,最后把“紫砂”、“宜兴”、“顾景舟”凑到一起,老爷子才忽然想起——
那是“文革”期间,去宜兴出差,朋友送的一把壶。
放下电话,教授只觉得一颗心被人攥住了,是了,必定是了。当日打碎的原是一把顾景舟的壶。这一年,据杂志所说,这把壶值三十万,而教授的工资也不过每月三四百。
教授一屁股坐到天黑,长叹一声,苦笑。又能怎样呢?难不成再找人家赔壶?罢了罢了,也是命该如此。
然后,就到了2013年,教授老了,这些年他过得不好,很不好。他成了一个愤怒的老货,恨官员、恨知识分子、恨富人、恨穷人,恨这个世界和世道,这个世界从他手里骗走了一把壶,谁能想到,一次微小的碎裂事故原来竟阴险地埋伏着漫长无底的坍塌。他忍不住,他一直注视着紫砂壶的拍卖行情,那是迅速上涨的水,眼看着就从脚底漫过了头顶,他身处寂静的海底,星沉海底当窗见,而教授只见到高远的海面上漂着那把壶,顾景舟的壶。那把碎了的壶不断升值,他的人生在不断贬值,直到变成沉在海底的一粒沙子。
他已经很多年没见过某先生了。
父亲留下的书,他卖给了潘家园一个书贩子,拿到了一笔钱,几十万吧,还算是钱。在空荡荡的书房里看着那堆钱,他忽然想起,那些书其实还远远不值那把壶。
“骗子!”
他喃喃骂了一句。
那日,我在宜兴,微雨中访吾友葛韬陶庄,看各种壶,忽抬头,见墙上一帧旧照,一位老先生正在治壶。
清瘦,身着旧时工装,凝神注目于掌中壶。
心里一动,扭头看葛韬:
这,是顾先生?
是啊。
哦,这就是顾景舟。
顾先生的脸,净如秋水。看着他,心里只是无端地觉得好,好得心酸。
竟无话可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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